性情之人，未必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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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在家，日日见得家中幼侄玩耍，恣情纵意，每每挨得“毒打”之后，偏偏不思悔改，照旧胡闹，不禁使我想起那句“无知才可无畏”的箴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讲，儿童时期是学习语言最有效的时期，他们由于对现实世界知之甚少而敢于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敢于表达一些真实感受，尽管听起来只是“吃”、“抱抱”、“疼”、“冷”之类的简单词句。身为成人的我们，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便不见得能够实话实说，坚持原则。成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往往与财富、权力、社会地位、精神需求等一系列因素相关，不似孩童那般直截了当。似乎只有孩子的眼中才有好坏真假之分，那种看在眼里的真实有时并不会被大人们直接表达出来，他们往往以一种过于含蓄甚至截然相反的语句表述出来，这便是童心之失了。所以，孩子需要类似《皇帝的新装》那样的童话。

一个人的性情如何，在幼时虽不能尽数见得，但也可略窥一二。贾宝玉生在富贵之家，山南海北之物尽在眼前，他却只拣那脂粉盒子，可见其怜红之心。若他生在几百年后老北京的穷户里，怕也逃不过祥子一般的命运。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些在其一生的时间轴上有过光辉节点的人们，其童年要么幸运，要么困厄。那些或酸或甜的记忆成了他们将来性情得以形成的基因，但仅仅拥有这些，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卓尔不群之人。

古龙可算是新派武侠中能与金、梁匹敌的传奇人物，他的不幸童年成为其一生放荡任侠的源头。三人皆是文才盖世，但我们却可以在古龙凄惶冷漠的文字中，读出这位嗜酒恋色的青年内心的孤独。同为武侠小说家，金、梁二人的生活却不似古龙一样豪气干云。金庸本质上仍算是一个具有儒家入世情怀的政客，而古龙则是一个愿意携友遁世的侠客。他们性情不同，怀抱各异，却都用一生的精力为武侠小说正了名，尽管这在主流文人的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在这方面，金庸算是一个集大成者，绝对算是前无古人，是不是后无来者，我不敢妄言。但他几乎穷尽了武侠这一题材的各种技法，使得后人写无可写，却是事实。对于武侠创作的求新求变和严谨求实是他们于性情之外成就文名的重要原因。

性情之外，必有赤诚，才可以有所建树。古代着名诗人成百上千，然而如李白一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者怕是寥寥无几。曹植七步成诗，得才八斗，与李白一比，怕也要黯然失色了。谢灵运自负一斗之才，却也只能算是山水诗之中最具才气者。后人以“诗鬼”之名，赞称李贺，然而“鬼”与“仙”孰优孰劣，一观即明。李白的性情即是诗，他的成就与他的性情是完全统一的，他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特例。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名，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然而杜甫忠君恋阙的儒家情怀让他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典范，这才使得他与李白齐名。但是，思想的光芒并不能掩盖杜甫诗歌的风采，尤其是他的律诗，成就极高。极讲究炼字用韵，却写的浑然天成，让人看不出斧凿之痕，这就是杜甫的功力所在。杜甫早年也与盛唐的众多诗人一样，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经历。遍览秀美山川，而后历其烽烟，诗自然写得字字啼泪，句句感怀。若不是生于乱离之际，杜甫依然能够做一位出色的诗人。因为他孜孜不倦地学诗，并且有着不同于一般士大夫的入世精神和悲悯情怀。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对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性情只能算是本我，是驱动着人的行为的欲望和本能。徒有性情，没有做事做人的赤诚以及对抗诱惑的意志力，就会沦为一幅缺乏理性和机智的皮囊，理想于它不过是一句模糊的呓语而已。

我们早已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真实的生活或许单调乏味，但却是我们实现所求的必经之路。也许今天，你的脚步并不坚定；但在明日，那片足迹却能成为指引后人前行的灯塔！